所以刘晓芩联系他去天坛公园挣外快的事儿，他哪儿敢答应啊？直接给推了。
所以商量来商量去，“七合板乐队”就地解散，不复存在。
现在轮到他了，却一推六二五，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因此决定要把剧本改成政宣剧，连电影也要改名叫《嘿，哥们》。
让许多原本平平无奇，要貌没貌，不能唱不会跳，还说不了相声的人，都因为他找到了出路。
也就拿到了一个故宫看门军官的角色。
嘴上说是不稀罕，可实际上是害怕给家里惹事，怕带给妻子更多的担心。
但问题是，这只是一锤子买卖，并非长久之计啊。
中、英、法、意四国合拍，特批在故宫进行实地拍摄。
说不能以喜剧人物为主角，一定要是一个正面的人物。
甚至为了坚持喜剧的理想，就连当初录取他的“田阿姨”劝他回心转意，他都没动摇。
按一般人的想象，这样的事业成就算得上功成名就了，搁谁身上不都得美得冒泡，过上人上人的日子吗？
可实际上呢？
说出来或许有人不信。
因为他发现华夏的原生摇滚，并不是徒有其表，只为表达愤怒和叛逆的“杀马特”，而是充斥着人生感悟的哲学诗歌。
宁卫民当然是知道这部电影份量的。
琢磨来琢磨去，实在怕宁卫民误会，就想要见个面把这个问题澄清一下。
《一块红布》、《一无所有》、《从头再来》、《花房姑娘》，这些属于华夏最早的原生摇滚经典之作，先后横空出世。
只是“长影厂”尽管觉得剧本有潜力，表示同意接拍。
谁啊？
而是他经历了太对挫折，心口积压了特别多东西，最后生生憋出来的，能直击人灵魂深处的呐喊！
所以曾经令华语圈里无数乐迷和无数音乐人似乎也想不通的问题，被宁卫民在无意中破解了。
宁卫民自然能体谅宋华桂为女儿前程铺路的一片苦心。
说白了，机会只有一次。
因为这年头的明星，实在不大容易把流量变现，基本上只有走穴一途。
他毕竟是个电影演员，而且还是个挺有想法，挺有追求，挺有抱负的喜剧电影演员。
而这也恰恰正是令宁卫民感动的原因。
没错，《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的第一部《父与子》，确实是在陈老爷子拍桌子瞪眼下拿到了“准生证”。
“牛！真牛！我觉得这些歌儿可以了！崔，跟我去日本。我说话算话，国内条件不行，我就去东京给你找最好的乐队。然后咱们编曲，进棚，录歌，出专辑。晓红也陪你一起去。哎，你的《浪子行》不是卖的不好吗？那我全买断，再给伱一万安家费，解你后顾之忧。怎么样？我给你提供最好的条件，让你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陈培斯不能不怕，他都没工作了，已经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啦。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这辈子能拍摄一部影响力类似于日本《寅次郎的故事》那样的，如实反应平民百姓生活的系列喜剧。
用崔建自己的话来说，“就跟爱情来电一样，这是本能，我压根就控制不了。”
电影局这次收购《父与子》纯属无奈，同时还下了“下不为例”的警告。
可当他再从给他拜年的刘晓芩嘴里，听说宁卫民已经回到京城的消息，那又不一样了。
也就不好再劝有心在正对拍电影感兴趣的宋晓红为了陪着崔建去日本，平白放弃这个实在难得机会了。
还是把“孩子”送给别人，由着人家去任意打扮？
更没想到的是，在元旦之后，就连“八一厂”都开始给陈培斯施加压力了。
因为春节之后，她就要在母亲宋华桂的安排下，进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剧组当美工，跟外国人去学习剧装设计和制作了。
说今后不许他在外面折腾了，要求他好好专注本职工作。
华夏摇滚乐，纯粹就是无比艰难条件下，一个迷恋音乐的奇才用满腔热情和超前意识孕育出来的孩子！
所以才会这么有生命力！
宁卫民也没废话，只凭崔建为自己录的一盘小样磁带，听了其中两首歌，他就发出真挚邀请。
但也是因为这样，在七合板乐队正式解散之后，崔建终于化茧成蝶，找着音乐上的感觉了。
陈培斯当然知道天坛游园会是宁卫民操持起来的。
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华人的地方，不缺资讯、不缺资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么就没有诞生像样的华语摇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