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现实的美国人还是走在我们前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放射学、心理学和宗教学教授，佩恩精神—心理研究中心合作创建人，安德鲁·纽伯格教授说：“科学的一个很大的主体已显示宗教对人的健康有正面作用，”他还说，人脑的工作方式与宗教和精神作用如此地合拍，我们“网罗”这两方面的东西已有很长时间了。
过去十五年纽伯格教授研究成果归结到一点就是：大脑在网罗一切。纽教授有四部专著，包括即将面世的新著《上帝如何改变你的大脑》。作者最直观地看到人脑的“精神数据处理中心”是如何工作的，他对100多人的各种脑电波进行处理，所有这些被审视的人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纽伯格和他的团队承认：恰恰是人脑的这一部分，在工作时最具“闪光点”。
人们在祈祷时，其顶骨叶首当其冲，发挥着集中注意力的作用。在深度祈祷时，顶骨叶的力量减弱，直至静止，此时祈祷者经历了一种与世俗的人生港湾若即若离的感觉；当顶骨叶停止工作时，此时祈祷者口中只“念念有词”，重复单一声调和单一词汇，他们已不能控制自已在说什么了。
祈祷和足够的冥想在大脑中带来某些变化。一个人经历长达15年的冥想过程，结果使冥想者的顶骨叶与没有冥想经历的人相比加厚了。那些有精神妄想的人实际展示了他们的丘脑不对称。冥想是可以练成的。有人经过8周的冥想技巧训练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这可能说明有些人的丘脑一开始就有基本不对称情况，导致他们在冥想路上一直走下去，使他们的脑子进一步发生变化。
无论对脑的形状作什么解释，这是个“有利可图”的事呵。顶骨叶的良好功能将激发记忆力。纽伯格教授做了一个实验，他扫描了那些有冥想训练人的脑电波，这些人此前曾抱怨记忆力不佳，但经过冥想训练后发现其顶骨叶的突出部长高了，记忆力得到改善。
有关信念和健康的探究进展神速。其中关于传统宗教仪式的作用更令人刮目相看。据说宗教仪式在第一时间内可净化人体内的毒素，其次可清除人的心理孽障和为虔诚的人心灵需求服务。宗教仪式有各种戒日，犹太人在赎罪日戒食，穆斯林恪守斋月，基督徒有大斋期（指复活节前的四十天），印度人在18个主要节日拒食。
这些传统宗教习俗代代相传导致人的身体自清有日，得到一种轻快感，让那些宗教践行者有“功成名就”之感。人们限量进食竟回报健康和精神世界的内视，这也许就是得到的研究结果。从逻辑上解释可能如此，科学的说法也许就是化学反应的“把戏”。
大脑是一个能量非常精细的器官，需要许多卡罗里来维持它的运行。如果吸纳的食物被砍掉，肝脏的工作就会出现紊乱，制成的葡萄糖会被排出体外。这时大脑肯定需要特别的帮助。一般说，肝脏的功能仅能维持24个小时，嗣后，细胞就将损坏人体的肌肉和脂肪。细胞基本上靠它依附的“土地”生存。此情况发生时，血液的组成发生变化，如荷尔蒙、神经传导物质和新陈代谢物质都开始生变。发出这种多层次化学变化的是一架非常敏感的“机器”——大脑，不断闪烁着发出“指令”。
“在我们的体内确实存在此类快速而真实的变化，尤其在进行宗教仪式时，这种情况可能得到清晰解释，”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内分泌专家凯瑟令·戈登教授说，即使在一个短暂的宗教仪式上，大脑也处于一种不同的状态。从生物学观点看，那不是一件好事，头上仿佛顶着一片祥云，尽管这是因信仰而生，因仪式的氛围而得到强化，使自已此刻的作为受到安抚。
祈祷的力量
对大多数有信仰的人而言，宗教生活的要件绝大多数自然地与健康相交，祈祷是一个交点。一些相当严肃的神学家相信，一种称为代理祈祷的力量可以用来治病。自2000年来，有些严肃的科学家已经看了公开发表与此有关的6，000余件病例，科学家们组成了如约翰·坦普尔曼这样的基金会，部分使命就是从一个大的范围研究宗教与科学；该组织的其他人员则来自客观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调查人士。
早在1872年，在优生学和指纹学出现后，一个名为弗朗西斯·戈登的人推断，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开创每天为他们的国王、皇后的健康祈祷，僧侣应比其他人活得更长。弗朗西斯的研究显示正好相反：皇室人员大都系短命鬼。也许皇室人员的饮食营养太过丰富，且享受太过的乐趣，物极必反，事物走向反面，他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其子民的期望。
1988年，美国旧金山总医院心病学家罗道夫·伯德提出，经常做祷告的心脏病人的感觉要好于不做祷告的心脏病患者。
2005年，哈佛大学心病学家赫伯特·本森一个大范围的研究项目向罗道夫的观点发出挑战。实验结果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做祷告的原心脏病人与不做祷告的比率相差无几，前者为52%，后者为51%，旗鼓相当，难分高下。从方法论观点看，从如此接近的数据中找出基本的科学依据是没有意义的。做祷告的人究竟从此行为中得到多少益处是不可能量化出来的。又因为你无从知晓行为的效果，所以你不能决定是否要做做祷告。
祷告的核心是信念。这并不妨碍信者自信。上述观点相左的两方都同意，祷告者是否知道自已在干什么这很重要。从人体的身心合一机制看，身体的物质结构与虚幻的精神及其载体灵魂是相互关联的，精神影响物质的例子现实中比皆是，有道是，牧帅一篇著名的安慰词所起的作用将把你精心收集的数据吹落得只剩下一星半点了。
医学的对些描述最早见诸1780年，称：安慰病家的语言其作用堪称神奇，可敌一切病态。给病人一根棒糖，称它是止痛药，病人的疼痛感实际上会消解。患帕金森症的病人在接受一个假手术时会被告知他们的脑神经病症状会有所减轻，这与他们的实际表现趋于一致。纽伯格教授还举出饶有兴味的例子：当医生给一个癌症病人一颗试验新药，癌症病人的肿块会缩小；当病人从其他人了解到此药物没什么作用，他的肿块就会长回来；当医生给病人一杯平常的饮用水，并告诉病人这是一种新版强效抗癌药，病人的肿块再次缩小。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人的精神力量对各种病态有天然的抗衡能力，若赋予正面引导，人的精神力量对各种病毒的抵抗就会产生如虎添翼的作用；反之，则在病毒面前土崩瓦解。为什么会这样？哲学上有一句名言：没有无缘无故主的存在。自然既然创造了人类，就必然会赋予人类抵抗天敌的“本领”。人的精神及其对人体的统帅机制是造物主赋予的“法宝”，是与自然界、天体相呼应的表现。
药物治疗是人为的，非自然的，是对人自身不当行为造成的病态的一种补救，是自作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可有可无的。人类并没有因为现代医学的昌明而摆脱危险，人的“病毒”是自身。人体诞生之初就打上了“天人合一”的烙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最大限度地声明：药物无效，病人死亡。由此看来，安慰语的作用在人走向死亡时可能不可或缺，这是人脑的一部分从世界吸收了数据，并将信息传递到肉身可控的其它功能上。“大脑是安慰语以各种形式发挥作用的目的物”，纽伯格教授说。但是没有科学能证明别人的祈祷能为你减轻痛苦，不过话又说回来，祈祷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害，没准还能帮助你了解有人正在为你祈福哩！
信仰和长寿
信仰一旦成为你的精神支柱，它会变得强而有力，信仰上帝和宗教教义涉及到为虔诚的人们提供一个比药理学深刻得多的平台。有一项测试，研究经常去教堂“做功课”的人的健康情况。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社会人口统计学家罗伯特·赫默，自1992年来开展一项人口跟综调查，他的研究成果难以撼动，统计数字表明，那些从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在接下来的8年中，其死亡风险是那些每周一次去教堂“做功课”的2倍。表面上看，这是人们选择信与不信宗教的区别，实际上这是跌进道德与非道德的分水岭。
相同的分析来自一名基督教牧师，也是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手术医师，丹尼尔·霍尔。他发现常去教堂的人通常会延长寿命2－3年。为证明这一现象，他参加了一个社团；该社团人员都比较长寿，进行静思练习也有2.5－3.5年，一般都延长寿命3－5年，他们后期的生命现象都与宗教活动有联系。
调查人员没有调侃这些人长命“原因”，研究人员现实地相信人们被“埋进”宗教社团，很可能仰仗彼此之间的友谊、支持，去应对医生宿命“判决”。
与此同时，科学家并不承认宗教场所爆出的冷门新闻是故事的全部，他们将这比喻为是另一种易变的“星座，”要测算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人提出了更具爆炸性的“精神原子弹”的命题：“宗教信仰并不仅是心灵层面的问题，它也包含了与人体有“约”的承诺。”哈佛医学院医学教授卡普图奇克说，“人的感觉器官、测试、气味、声音、音乐、宗教建筑的样式等，都包含其中。”如同一个病人来到医院，闻到各种药味，凡此种种感受向他的大脑和身体提供如何应对的“炮弹”，所以人们走进医院有一种庄严的，视死如归的心境。
密西根大学公众保健专家、社会学家，尼尔?卡罗斯，自1997年来指导一个以1500人为对象的纵向研究，这是一个混乱的群体。尼尔重点规范他们的宗教活动。这些人的经济每况愈下，自身健康遇到麻烦，但要求他们不轻言放弃到教堂“做功课”。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弱势人们受到了教区居民的资助和来自教堂的支持。尼尔还发现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那些给予帮助的人比接受帮助的人显得更快乐。如果宗教信仰的支柱存在的话，那么这就是信仰的核心。尼尔还看到那些受到帮助的人心态在发生变化，他们觉得在生命航程中应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减少失望、沮丧的影响力，因为那是预测健康与否的指标。
在另一项新近为公众接受的研究中，尼尔还发现对生活有信心的人比对生活缺乏信心的人活得长，“这又是一个宗教声称的理由，”尼尔?卡罗斯说，“这就好像是一道门，只有你面对它，才发现它的意义。”
探究信仰与健康的关系，在美国体现这种有机联系最淋漓尽致的地方莫过于非洲背景的美国教堂。美国早期历史中，教堂仅是美国黑人自由地建立并自主运作的机构，因此这类机构成为他们文化的珍藏。“黑人教堂不同于犹太人教堂，伊斯兰清真寺，甚至于与白人教堂也不同，”密西根大学公众保健学院，健康和行为教育学教授肯?雷斯尼克说，“黑人教堂是他们的精神归宿，也是社区及政治生活的中心。”
由于非洲裔美国黑人群体普遍患有肥胖症、高血压和其它因生活方式带来的病态，教堂理所当然地大做好事，且地位强势。1990年代，北加里福尼亚大学营养学教授马西?坎贝尔帮助发起了一个名为“北卡罗里那黑人团结争健康”运动，参与单位有50家教堂，承允帮助2500名教徒吃得更好，参加更多有益健康的活动，改善他们遇重病时的境遇。他们还派遣牧师在传道时兼授健康知识，在社区活动日到教堂发放营养食品。
此项目开展得有声有色，在重新命名为“身体和心灵”工程后在全美铺开，取得了完美成功。活动的事迹见诸美国的图书，dvd，还与国家癌症研究所和美国抗癌协会合作出版了烹调书，指导民众科学合理用膳，抗击疾病。连那些怀疑论者最终也承认，教堂在整个项目运营中，作为关心世俗健康的汇合点，发挥了第二重要的作用。
马西?坎贝尔指出，最有效的“演出”并非来自营养学家的报告，而是来自布道的讲台，“人体是一所寺庙，它连接着人的肉身和宗教理念。在宗教观念中，人是有灵魂的，即人的精神载体。”
手牵手
许多科学家和神学家研究诸如此类的事情，倾一已之力赞扬：牧师布道与医生的医术都是对病人总体关怀的一部份。倘若一名妇女胸部患癌，为她提供肿瘤专家、心理专家和手术医生；也可与病人讨论宗教方面的需要，如果牧师对病人的精神需求会有所帮助的话。
教堂方面热情很高，医生和医院对帮助病人寻求精神咨询的步子却落在后面，他们担忧病家没有意愿与医生讨论这种精神层面的，疑似私密的问题。对医生来说，回答此类似是而非的问题也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印地安娜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简?克里斯蒂在审视肿瘤学家们治疗时发现，专家们都认为与病人作精神层面的沟通是好事，但“隔行如隔山”，他们没有合适的“手段”，不知道怎样才能提高谈话的兴趣，他们还担心病人在任何事端中受到可能的冒犯。事实是病人欢迎这样的谈话，苦于医生从不坚持这种可以“双赢”的方式。无论对病人，还是对医生，现在需要有人站出来打破坚冰。
克里斯蒂教授过去曾参与内科医生如何帮助病人做一些手工劳动，如手制卷烟的课题，名为5－7分钟短暂谈话，初衷是让医生学会提出问题。课题人员设计了一些问题：以前做过这样的劳动吗？如病员回答以前做过，则后续的问题是有兴趣再试试吗？重要的是过程，这样就ok了，谈话可进行下去。“病员对谈话越关心，医生对病人的影响就越大。”
克里斯蒂还引导与癌症病人促膝谈心讨论宗教问题。虽然迄今未在规模意义上测试，但小范围内有惊人成功：90%的病人对医生用宗教话题切入彼此并不感到冒犯了对方，75%的病人认为这样的谈话非常有益。仅在3周内，这个小组就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病人们的失望情绪减轻了，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感受到医生的关怀。
克里斯蒂“寓宗教于医学”的建议在业界得到良好反响，即使那些不识她为何方神仙的医生也轻易地将精神关怀与医治方式结合起来。美国的“保健牧师”（）是一个集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禅宗喇嘛之大成的组织，在纽约地区得到广泛承认，隶属于十来个医院和诊所。该组织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医院为病人“打包”治疗下提供安慰语之类的关怀。
保健牧师如同医生，他们在自已的领域里开展工作，拿着病历访问病人，了解病人的精神（病史），或为病人提供咨询。美国保健牧师组织总裁兼ceo，罗夫?瓦尔特?斯密思说，他的团队为病人提供保健产品，对于信仰者来说是没有限制的。
病人需要什么？斯密思说保健牧师有能力对你的健康做出合适评估，对有精神（病）症状的人进行心理干于，可有人说：“对不起！我不能肯定你能有担当，因为我不是虔诚的宗教徒。”
“那不是问题，我能坐下来与你谈谈吗？”斯密思说。病人表示悉听尊便。在座谈过程中，病人发现自已考虑的尽是世俗的事情，如柴米油盐和讳莫如深的死亡等，他们可能也被疾病稿得神经兮兮。遇到此种情况，保健牧师可为病人推荐其它专业类别的服务，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想象指导专家等。
保健牧师的所有关注并不是如物理治疗所反映的如此这般的直观，问题是病人有机会找到一种起作用的“机制”，向医生，牧师，葬礼承办人员讲真话，斯密思说，“因为那些人将陪伴你走向人生的终点。”事实确是如此，至少保健牧师寻求提供一条通向人生终极的舒缓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