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当局为名画失窃深感震惊和愤怒，这件令举国羞辱和愤慨的案子列入了天字第一号必破令，警察为尽快找到线索抢救名画，一举逮捕了13人，其中有3名是伊拉克出生的三兄弟；其中两人：巴哈和迪雅·卡多已宣判无罪释放，只有三兄弟中的老二沙发证明有罪，与他有关的另二件艺术品仍然没有下落。在巴哈和迪雅恢复自由身后，有关此案的侦查一度冷落下来。
2005年3月25日下午，美国洛杉矶警署的反犯罪小分队抓获了一个欧亚犯罪辛迪加组织的嫌疑成员，此人当时正在寻觅毒品。当时警方人员并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任何毒品，也许是他活该倒霉，他们从嫌疑人身发现了一幅画，画中的主人公是一名女子，她肩上披着一条柔软的披巾。警方不知画中的人为何方人士，于是请来博物馆馆长，还有大名鼎鼎反盗窃专业人士，鲍勃·惠德曼，及他的中情局反艺术品盗窃的团队。经过照像扫描和资料库检索，这幅被盗的画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法国画家雷诺瓦所作的“妙龄巴黎女郎”，大约5年前在瑞典被盗。
当侦查组的办案人员审问这名因雷诺瓦的名画被捕的盗贼时，他供出了更为珍贵的，从瑞典国家博物馆盗走价值连城的名画，伦勃朗自画像，他还供出了现在占有伦勃朗自画像的人和他的联系方式。
惠特曼有了涉案人的着落，其心情一下从多云转晴，他与瑞典同事、斯德哥尔摩刑警马科思·奥思瓦尔多商定要发起一个“刺激”行动，让伦勃朗的自画像回家。
“在美国，我暗中扮演了欧洲犯罪组织的艺术专家，为偷盗的艺术品浮出水起穿针引线作用，”惠特曼道出个中隐情，“我飞快赶到哥本哈根，然后，与在斯德可尔摩占有画像的那个人联系。
2005年9月15日上午10点，哥本哈根斯坎迪克饭店，惠特曼在客房里等电话。对于惠特曼，出差是他的一道“家常菜”。近几个月，惠特曼因破案心切，经常在外面奔走，无暇顾及家里。只要公务需要，他习惯提起手提箱就走，回家里打个招呼的时间都被挤掉了。他与家里沟通大部分靠手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就是这样用煲电话粥的方式度过了他工作后的23个春秋。除了在美国本土工作外，他还经常到巴西、厄瓜多尔和法国等总共13个国家办案。有时候，他早晨醒来，几乎不能回忆起他呆的是哪一个城市。
今天，如往常一样，他以一个假名住进了饭店，用假的旅行证件，扮演一个别的什么人，他已习惯这样“名不符实”的“工作”。按中国人的哲学，凡事都有利弊两面，好坏共生，绝对好天底下是不存的。正因惠特曼常以各种“面孔”出现，所以也不容易让人记住他。惠特曼没有明显的特征，身上脸上也没有疤痕，也没有大大的招风耳朵可供辨认，身高中等，不胖不瘦，衣着普通，这样的人进入人多的场合，就会很快地溶入人群的背影中，就像一只伪装的蛾，藏进树身里一样。
作为刑警，工作需要单刀赴会也是常有的事，有时也难免险象环生。三年前，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宾馆，惠特曼只身一人，作为西班牙警方重案组成员闯入一间客房，逮捕了欧洲犯罪辛迪加的头目安琪·苏雷兹·弗劳。此罪犯交给惠特曼一件画作，中世纪弗雷芒艺术珍品：圣徒安东尼的诱惑。此画从西班牙最富的女人的住宅顶层被盗，与它一起失窃的还有画家高雅，毕萨罗和一位日本画家的作品，总计价值达5，000万美元之巨。
说来挺富戏剧性，当时西班牙警察破门而入时，惠特曼还担心当地警察是否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他迅即隐藏到床后，大声叫喊：“不要开抢！自已人。哥们再见！”
现时，三年前惊险的一幕似乎又在眼前重现。惠特曼清点着领来准备与盗贼作交易，购买伦勃朗自画像的现金250，000美元，此时他的电话响了。来电话的是瑞典警方，为保证惠特曼的安全，他们从斯德哥尔摩开始实施全程监控。“三名偷画的家伙已上了火车，其中一人的手袋里装的画是我们要找的。”惠特曼回忆当时的情景道，“他们在丹麦和瑞典边境处换车。”
瑞典警方并没有立即逮捕他们，警方要追踪盗贼向惠特曼出售伦勃朗画品的现场。在伊拉克出生的兄弟俩，已被宣判无罪释放的巴哈和达雅·卡都，还有一个29岁的瑞典男子，历山山大·林格伦，他们三人在努力完成历史上最大宗的艺术品偷窃案之一的最后搬运。
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自家性命。一个堪称完美无缺的陷井等待着他们进入。
在哥本哈根，林格伦和两个伊拉克人看似在大街上漫无目的走着，其实他们眼睛的余光一直在四周搜索，以确认自已是否被跟踪。惠特曼用圈内人熟知的电话号码与他们联系，并商定在宾馆的走廊与巴哈和卡都接头。
卡都二十好几了，黑发，刀削脸，皮肤呈菜黄色，眼睛戴眼兜，样子挺酷。惠特曼也是一付道上打扮，穿着特制的牛仔裤，上身是一件名牌t－shirt，脚上蹬着名贵的皮靴。
“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做这笔交易，”惠特曼浪声说，“让我们上楼去谈，我会将我的钞票亮亮相。如果他乐意，我会看一下画，这张画在外面由另外两个兄弟看着吧。”惠特曼谈笑风生，三言两语把来者的戒心一风吹了。这就是国人所说的道行深，业内老法师的现身说法。
惠特曼工作的本质，从人性角度讲，是他称之为“交朋友抑或背叛朋友”的一种感情的选择。好在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的工作内容就是深挖那些首先背叛自已的灵魂，然后又触犯刑律的人。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面对居高临下、庄严的法律，惠特曼的道德歉疚感一扫而光。对于所谓的选择，他能泰然面对，度过了对别人，也对自已的双重信任危机。其表现如惠特曼所说，在每次地下行动中，有一个颠覆点，这一刻意味那些坏家伙从对你的疑惑转变到对你信任，惠特曼称此为“接受的时刻”。在此之前是最危险的时段。
多年来在反艺术品偷盗第一线工作的经历使惠特曼将这样的场面看得很开，也很谈泊。惠特曼的嘴唇湿润，不因内心的起伏而显干涩；成熟的笑容始终挂在他脸上，但他也随时准备收敛起来，扔掉面具，用自已生命的代价来终结犯罪。
当卡都走进客房时，惠特曼看似一个笑容满面的高中历史教师；而此时的卡都，内心却忐忑不安。惠特曼拍拍卡都的肩膀示意他坐下，并向他保证自已没有带抢，也没有带刀子。
“他显得烦躁，坐立不安，”惠特曼回忆当时的情景，卡都的眼晴左顾右盼忙不迭向四面张望，似乎在寻找这里还有没有别人。“只有当他手里握着钱的时候，他的心才放松下来。他相信钱，这是他最大的错误。”惠特曼一针见血地说。
惠特曼与卡都的心战仍在继续，卡都说他将在几分钟内带着画再回来。半个小时过去了，卡都未见踪影。出什么差错了？是否惠特曼的面目被揭穿了？抑或惠特曼没有搞清楚什么？
中情局的人信誓旦理保证他们的人没有被跟踪。“偷盗艺术品的江洋大盗们十分小心。”惠特曼说，这意味“我通常被人跟踪了一会儿，所以，在他们把我搞清楚前，我不能去任何地方，要记住这个可能性一直存在。”
但这不意味我们无所事事，被动地等待他们所谓“审查”，我们要实施反监控，具体地说就是要盯着那些监控你的人，但一定不要单干，你不是孤立的，惠特曼说：“我一直是团队的一部分。团队就是我的掩蔽所，我的雷达”。在此次行动中，瑞典和丹麦警方密切配合，在惠特曼客房上面一层楼开了房，位置与惠特曼的房间相邻，并接通了惠特曼房间中隐藏在台灯里的微型摄像头；隔房有耳目，一切了然于胸。
“我在卡都面前摆弄着一沓沓美钞，卡都离开房间下楼去了，”惠特曼说，“另二个家伙夹着包在街上闲逛，三人在街头会合后又来到另一家饭店，那儿的第四人才真正带着画”。惠特曼笑着说，“他们倒好，另外那个包才是水货哩！”
当卡都最后回到惠特曼住的宾馆时，他带着用红毡做的包袋，里面装着画。包袋用绳子紧紧捆着。“我那有时间打开它！”惠特曼脸带笑容回忆当时的情景，“天哪！这房间里没有像刀一样锋利的东西！”
究竟包里装的是真品，还是用来骗人的东西，眼见为实。包袋打开了，里面果真是一幅伦勃朗的自画像。
“你曾带着这个画框出去过？”惠特曼问。
“我从未碰过它，”卡都说。
“你是一名艺术爱好者？”
“不，我不过是为了钱才想得到它。”
惠特曼带着画到洗澡间，他用微型红外灯和黑光来检查此画是否是膺品，还是受损的原作。肯定的答案仅化几秒钟而已。迅即，地狱之门洞开。惠特曼关掉灯，发出预先准备好的信号：“朋友，搞定了！”他大声对卡都说。
随着客房门突然被打开，丹麦警察如同猛虎下山出现在他们面前。惠特曼用自已的身体掩护着画品，5名武装到牙齿的丹麦警察，将半自动武器对准卡都，叫喊：“不许动！”
“朋友”回归
2005年9月20日下午6时，斯德哥尔摩瑞典国家博物馆人声鼎沸，宾客如云，人们高举香槟酒杯庆贺伦勃朗自画像失而复得，重新挂在它原来的位置上。记者们扛着摄影机、拿着照相机将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刻记录在案。对瑞典人民来说，这幅名画就是他们亲爱的朋友。现今，这位“朋友”享受高科技的保护，安放在防弹玻璃框架内，四周的安全摄像头将保证这位尊贵的“朋友”永远不会再离瑞典人而去。
对于破案功臣惠特曼，坊间没有炒作，他已回到美国，又在干着另一件“地下工作”。瑞典人满怀希望欲解开他们心爱的伦勃朗回归之迷，但是此戏的主角惠特曼已不在现场，使得了解内情变得更加扑索迷离。人们惊叹，这是一件多么复杂棘手的案子呀！何以一个温和，平常的美国人，没有人会记住他的脸有什么特征，却正是他，甘愿冒生命之大不讳，帮助已淹没在人海中的名画重见天日。
在艰难困苦面前，惠特曼方显英雄本色，然而他坦言自已不是殉道者，这样加深了人们想要了解他的兴趣：你有什么样的东西与保有一个伦勃朗很相似？
“找到问题症结的那一刻，”惠特曼说，脸上随之漾开了笑容，“始终是那一刻。”</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