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野猪皮在造反后，在军事上倒是取得了一系列巨大胜利，却在政治上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辽东汉民在东江镇的支持下激烈反抗，对女真诸申的袭击接连不断，让后金军防不胜防，《满文老档》记载当时野猪皮下令诸申出行时必须十人以上结队，少一人罚一钱银子，少几人罚几钱。
为了便于震压辽东汉民的反抗，野猪皮采取了类似几百年后蝗军的“集团部落”政策，将辽东汉民强制迁移集中居住(蝗军的“集团部落”就是从野猪皮那学的)。汉民集中居住了，后金有限的军队就能很方便地震压。这种战略在巩固野猪皮强盗集团反洞统治的同时，有一个极其严重的副作用：大量耕地抛荒的同时，集中居住的辽东汉民却严重缺乏耕地。这时期又是小冰河时期，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下，辽东的粮食生产被严重破坏，结果就是连年饥荒，到野猪皮死之前的那几年，粮食价格已经达到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被今天的人讽刺为“粮食卖毒品价”。缺乏粮食的辽东汉民，逃亡和反抗更加激烈，最后辽东汉民几乎死绝跑光。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后金，由于政治上的巨大失败、经济上的崩溃，长期处于战略收缩状态，辽西走廊那几百里的有限土地，对后金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是野猪皮主动放弃的。而大明朝的官僚和将门，将这些地方占领后，就成了“收复失地”，从上到下自欺欺人，大家心照不宣，各取所需，而袁崇焕，就是典型。
看看袁粉对袁崇焕的吹嘘，说他在没人愿意去辽东战场的时候，“勇于任事”，出关收复失地多少多少……可见这种所谓政绩实在是皆大欢喜，不仅忽悠了天启皇帝和八千女鬼，即便在今天，依旧能忽悠了不少人。
袁崇焕，不过是辽西将门的利益代言人。如果只是袁崇焕个人在为非作歹，造成的破坏不足以导致明王朝的各种矛盾激化、恶化。只可惜，在这个极端黑暗的时代，不仅仅是袁崇焕一个人在践踏国家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他背后的辽西将门集团和官僚集团(阉党、东林党都有)以及部分太监沆瀣一气，形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辽饷利益集团，勾结起来胡作非为。市米资盗、谋款斩帅、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是袁崇焕在前台表演，整个辽饷利益集团在背后运作。
历史的沉重，不在于舞台上以袁崇焕为代表的的几个生旦净末丑假得不能再假的丑恶表演，而在于这些生旦净末丑背后的势力如何运转。
回到1622年王化贞广宁惨败，熊廷弼放弃关外这一刻。
此时此刻，若干年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辽西将门，此刻是历史上最虚弱的时候。他们的祖师爷李成梁在辽东创下偌大基业，认了无数干儿子干孙子干女儿干女婿，此刻四分五裂，野猪皮的八旗，其实也是李成梁集团的组成部分，从创立之始，就是李成梁的仆从军，此刻野猪皮强盗集团——八旗是辽东最大的势力。有些原辽东将门的成员，如李永芳、孙得功之流，在野猪皮大获全胜的时候不愿意放弃自己占有的土地，干脆投降了野猪皮。而被熊廷弼撤入关内的那些原辽东将门成员，此刻已经没有了各自占有的关外的土地，由原本快乐的军事农奴主变成了丧家之犬。
再看看20年后，祖大寿在松锦大战战败后投降黄台吉的这一刻。
祖大寿把他家的奇珍异宝拿出来献给黄台吉。这个献宝的经过也是一场炫富，虾米珊瑚树、琥珀、珊瑚、珍珠、珠箍、珠花、沉香、玉带、赤金首饰、玉壶、玉、犀，玻璃、玛瑙、金银等杯盘、各种银器、貂、猞狸、狐、豹、天马皮等裘、蟒倭素缎，纱、罗、绸、褐、氆氇、羢毯、蟒衣、缎纱罗衣、黄金、白金、红毡帐房、雕鞍、弓面雕翎、虎豹皮、琉璃灯、角灯、磁器、柜箱、椅杌、床、轿、镀金盔甲、苗刀……《清太宗实录》，卷60，23页。令人眼花缭乱。
李氏朝鲜国王的世子随清军进关，途经锦州，曾亲至祖大寿、祖大乐兄弟的旧居参观，他写道：两家旧居，“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他不禁感叹：“我国则虽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华者。”李：《沈馆录》，卷7，2840页。
说祖大寿富可敌国，和珅和中堂肯定有意见，但他20年时间里从一个失去了土地的丧家狗(军屯土地本来就不是他的)白手起家，变成一个比朝鲜国王还富的土皇帝，这个过程的传奇程度，恐怕不比和中堂差多少。
也是在1622年王化贞广宁惨败没多久，兵部职方司一个叫袁崇焕的主事突然失踪，几天后回来，说他跑去看地形了。然后这位还只是主事的“民族英雄”放了个明朝的大卫星——“予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
《明史》原文：
无何，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时关外地悉为哈剌慎诸部所据，崇焕乃驻守关内。未几，诸部受款，经略王在晋令崇焕移驻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军，经理前屯卫事。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在晋深倚重之，题为宁前兵备佥事，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
《明朝那些事儿》里是这么说的：
事情确实如此，袁崇焕刚刚放话，就升官了。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大为高兴，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
伪大的塔防，哦不，塔攻战略从此刻开始逐步成型。
当年老六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总觉得老朱家朝廷的决策水准真不怎样，一个相当于今天处级干部的小小主事，既没计划，也没预算的一个大卫星，获得越级提拔也就罢了，还能影响国家决策？！
若干年后老六忽然明白了——此刻的袁崇焕，也就是个水军，类似于网络上拿钱发贴的“五毛”“美分”，如果仅仅是袁崇焕一个人在放卫星，而祖大寿怕死，宁可不要关外的耕地也不愿意出关捞世界，那帮辽西将门不愿意执行袁崇焕的伪大战略，别说袁崇焕放的一个卫星就能影响国家决策，他便是放一万个卫星，也没人陪他去关外发疯。
塔防，哦不，塔攻战略能被朝廷采纳，袁崇焕本人能够被越级提拔，是一大帮人在背后操作、交易、讨价还价，然后一帮戏子在朝廷这个大戏台上拙劣地对台词。
而袁崇焕那个卫星，原话是：“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这句话最关键的内容是：“予我军马钱谷”。
关键中的关键，其实只有两个字——“钱谷”。
重要的事情说3遍：
钱谷！
钱谷！
钱谷！
这两个字，就是破译袁崇焕扑朔迷离一生的关键，是破译辽西将门集团的关键，也是破译辽饷利益集团的关键。
最让老六沮丧的，就是偏偏最关键的两个字，史料中能找到的参考资料极少，许多事情老六只能连猜带蒙。
袁崇焕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军马得用钱去买。
伪大的塔防，哦不，塔攻战略被采纳。
从山海关开始，一路修堡垒，修到宁远，再修到锦州，银子铺路，一路修到沈阳城去。
国家没钱。
所以朝廷得向百姓加征辽饷。
在明末，从加征辽饷开始，到加征剿饷和练饷，对****造成的损害一次比一次大。
本来，从理论上讲，辽饷了不起六七百万两，大明朝一亿多人口，按人头分摊一下，根本没多少。
结果摆在那里：王嘉胤、王自用、点灯子、不沾泥、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革里眼、老回回、左金王、过天星、闯塌天、扫地王、混十万、丫头子……
皇帝的决策没问题。百姓的纳税能力也没问题，问题出在哪呢？只能是出在辽饷的征收上。
皇帝自称“寡人”，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不可能亲自出马挨家挨户去收税。向百姓收税的，只能是官吏。
一旦官吏出了问题，皇帝的任何决策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春秋时代就有句话叫“治国先治吏”。
大明朝的官僚体系，到了天启年间，已经彻底烂透了。
并且皇帝拿这些人一点招都没有，因为本该皇帝掌握的暴力体系已经靠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