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些事件已经为战争做了很充分的舆论准备，因而使最高决策人能够获得民众的广泛支
持。导致我们与西班牙作战的对古巴长期残酷压迫的历史；促成我国人民在第一次对德战争
前作好思想准备的我们那三中的敌对行动和违反中立原则的行动；突然将我们卷入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在珍珠港发生的背信弃义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麦金莱总统、威尔逊总统和罗
斯福总统能比较容易地作出重大决定。
然而，一九五Ｏ年六月，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战争便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一
事件爆发之突然可与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采取何种对策却没有珍珠港事件发生时那样清
楚。一九四一年，我们唯有采取一种体面的行动。而在一九五Ｏ年，杜鲁门总统本来或许可
以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的做法，这样，社会压力就会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但是，总统采取了
断然措施迎接对方的挑战。他决定，我们必须战斗。这一决定使他流芳千古。
我们的人民获得分析形势的时间之后，他们没有多久便同意了总统的决定。美国从道义
上讲决不会容忍朝鲜遭到蹂躏。真正的威胁是好战的共产主义，他们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进行
扩张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这是对我国安全的直接挑战。如果任凭其一意孤行而毫无反应，
那我们就会一步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我们对敌人的回答虽然非常迅速，但事先在我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内部
以及联合国内部还是经过周密考虑和认真研究的。因为，眼前的问题还牵涉到另一个充满了
我们几乎无法估量的危险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呢，还是单独进行
这场战争？
战争期间，当我们考虑要扩大海上封锁和空袭规模时，这个问题又使我们感到非常棘
手。但是，杜鲁门总统一开始就坚信，如果我们能在我们赞同其原则的联合国旗帜下作战，
我们决定在朝鲜使用武力的正义性就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维护。采取这样一个步骤要求
我们在战略上与盟国进行磋商，或者至少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可能作出的反应。或许可
以说，这个要求妨碍了我们的作战行动，而事实上它也确实对我们的作战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在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否则，我们有可能因此而越
来越深地陷进亚洲的泥潭之中。
当然，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情，即当仁川登陆的胜利使我们处于可以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
的有利态势时，我们最初的目标(抗击侵略，将侵略者赶出南朝鲜并恢复南朝鲜的和平)曾发
生过急剧的变化。我们当时悄悄地将自己的任务改变成占领和统一整个朝鲜。这是李承晚长
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对麦克阿瑟诱惑力很大的目标。
中国的参战迫使我们对目标又进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后我们再次决定，只要能使南朝鲜
保持独立，不受共产党的控制就算达到了目的。但是，除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不久和从鸭绿
江撤退之后这两次外，我们从未在任务不明或者没有具体的政治或军事目标的情况下作过
战。我们总是将目标限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或者说，限制在我们认为自己的能力
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最高当局从未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地使冲突升级，或
者可以在没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目标的情况下使冲突升级。我们不曾追求过概念含
混、大小不明的胜利。我们之所以同意在恢复战前状况或类似状况的前提下维持一种相持局
面，完全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给朝鲜带来和平。我们清楚，我们当时所能调动的兵力是有限
的。我们的文官政府也十分明了，我国人民不会同意进行一场有可能波及大半个亚洲并且需
要我们付出千万条性命的战争。我们终于在最后认识到，军事上的胜利已不再是以往那种东
西。如果我们借以赢得胜利的手段给世界带来浩劫，或者使我们走进与国际道德准则背道而
驰的死胡同，那么，军事上的胜利甚至会永远与我们无缘。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一个章节中所了解的，是由文官政府还是军界来控制我国的对外政
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决定对外交政策时军界应处于何种地位，似乎通过杜鲁门总统与麦
克阿瑟将军之间的较量已经得到了解决。当人们头脑冷静下来之后，当真相大白之后，当有
时间进行清醒的分析、总结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宪法中关于文官政府拥有制定对外
政策的最高权力的明确规定是会得到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
统任期届满时还是感到，需要告诫全国提防可能出现一个军事与工业结合的集团，这个集团
有可能在我国人民尚未察觉之际夺取制定与执行我国对外政策的权力。一九年总统竞选
期间，居然还出现过军事领导人不应受文官政府干预的建议。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点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