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转向那个一头红发、下颌方正的年轻人。
“弗雷泽先生——我希望你能将思绪返回。你说过，发生命案那天晚上曾去过餐厅。你的首要意向是在那儿等待，看着贝蒂-巴纳德出来。你等在那里的时候，是否能想起你曾经注意到谁了呢？”
“前面有许多人在走动，我什么人都记不得了。”
“对不起，可你在尝试吗？无论脑子里的想法如何被预先占据过，眼睛总是在机械性地进行注视的——不用智力，却相当准确……”
年轻人固执地重复：
“我什么人也不记得了。”
波洛叹口气，转向玛丽-德劳尔。
“我猜想你接到过姨妈的信？”
“是的，先生。”
“最后一封信是在什么时候？”
玛丽思索了一会儿。
“凶案前两天，先生。”
“信中怎么说？”
“她说那个老魔鬼不断骚扰她，她用俏皮话气走了他。她还说希望我星期三过去，那是我的假期。她说我们去拍照，因为我刚好要过生日了，先生。”
一想到这一件小事，突然间玛丽的眼中涌出泪花。她哽咽着抽泣，然后又表示歉意。
“对不起，先生。我也不想如此蠢笨，哭是没有用的，我只是想起了她，而我曾期盼过那次聚餐。它令我伤心，先生。”
“我理解你的心情，”富兰克林-克拉克说，“那些小事情，比如聚会或是一件礼物总会让人快乐和坦然。我有一次曾见过一个妇女被车碾过，她刚买了些新鞋。我看到她丢在那儿擦破的包裹内露出那些难以置信的高跟便鞋，这是我一惊，它们看上去那样哀婉动人。”
梅根带着种渴切的暖意说：
“的确如此，那确是如此。贝蒂死后也一样。妈妈买了些长统袜想作为礼物，——就是出事那天买的。可怜的妈妈，她真实身心崩溃了。我看到她在那堆袜子前哭泣。她一直说：‘我是为贝蒂买的，我是为贝蒂买的，可她从未穿过……’”
她声音微微颤抖。她身子向前倾斜，直勾勾地看着富兰克林-克拉克。他们之间有一种突然的同情——痛苦之中的关爱。
“我知道，”他说，“我确实知道。那些正是牢记在心中的悲惨经历。”
唐纳德-弗雷泽不安地挪动身体。
托拉-格雷则转变话题。
“我们难道不为将来作些计划吗？”
“当然。”富兰克林-克拉克恢复了常态，“我想，那时刻来临的时候，那第四封信到来时，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到那时，我们可能要尝试每一份运气，我不知道波洛先生是否认为还有什么需要重新调查的。”
“我倒是可以提些建议。”波洛说。
“好，我纪录。”他拿出笔记本，“请讲，波洛先生。”
“我认为那个女招待，米莉-希格利可能会知道些有用的情况。”
“啊——米莉-希格利。”富兰克林-克拉克记录下来。
“我建议采取两种处理方法。你，巴纳德小姐，可以尝试这种我认为的攻势措施。”
“我想你认为那符合我的风格？”梅根乏味地说。
“与那个姑娘吵架——说你知道她从来不喜欢你妹妹，而你妹妹还把她的一切告诉你了。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将引起一阵反击。她会告诉你她对你妹妹的全部看法！有些有用的事实便会出现。”
“第二个方法呢？”
“我是否可以提议，弗雷泽先生，你向那个姑娘表示些兴趣吗？”
“那有必要吗？”
“不，没什么必要。这只是可能的一种探究办法。”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富兰克林问道：“我——有过挺多经验，波洛先生。让我想想与这个年轻姑娘能干些什么。”
“你可有自己的事要干。”托拉-格雷尖刻地说。